“記言”與“記事”——《中國史學名著》中的史學進路
作者：蘇豪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網發布
時間：西元2022年8月16日
摘要：錢穆師長教師在《中國史學名著》一書中評介了三十余部史學名著，從先秦到明清，為讀者展現了中國治史修史之途。書中對中國史學史上“記言”與“記事”的分別有深刻闡述。本文以此作為視點，梳理、辨析記言與記事在歷代分與合的流轉變遷，進一個步驟剖析、探討史學與政治間相生相克的獨特關系。
關鍵詞：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記言；記事
作者簡介：蘇豪，性別男，現為北京語言年夜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專門史專業在讀碩士。
項目基金：北京語言年夜學中外研討生創新基金項目“錢穆與《平易近主評論》”編號：22YCX071
《中國史學名著》評介了三十余部史學名著，從《尚書》到《文史通義》，為讀者展現了中國治史修史之途。此書是錢穆師長教師為臺北（臺灣）中國文明學院（今中國文明年夜學）歷史研討所博士班學生所開“中國史學名著”課程的全年講課實錄。1973年由臺北三平易近書局出書，1980年師長教師又對全書進行一遍增刪修潤，惋惜未及重版，至1998年此本收錄進臺灣聯經版《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此書因是錢師長教師的講課內容實錄，行文相對比較淺顯，易于閱讀，細細讀來能夠深切感觸感染到錢師長教師對分歧時代史學發展特點的深入認知。此中關于歷代史學家運用“記言”與“記事”的特點，雖然沒有單獨篇章探討，但各篇章之內均有必定的觸及。讀者抽絲剝繭后，可以清楚到基于錢師長教師歷史觀洞察之下，歷代主要史著中記言與記事的傾向與特點，以及師長教師對此史學現象獨特的評說。
錢穆評論史著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提出歷史批評的標準中有“天然的”與“道義的”兩個方面，他在書中《年齡》篇提出：
“有此人類，即逃不失落歷史批評。所謂歷史批評，一部門是“天然的”，這般則得，這般則掉；這般則是，這般則非，誰也逃不出歷史年夜天然之批評。而另一部門則是“道義的”，由天然中產生道義。天然勢力在外，道義覺醒則在內。孔子《年齡》則樹立出此年夜道義包養俱樂部包養違法，清楚教人這般則得，這般則掉；這般則是，這般則非。”[1]
《年齡》普通認為是“記事”為主的編年史，而在錢師長教師“歷史批評”這個意義上，它恰是在中國史學史上開啟“道義”批評之先河的著作。筆者認為，“道義”的批評，也可以懂得為史學家用“記言”的方法所進行的歷史評判。
上古史籍文獻的“記言”與“記事”，普通是指純粹記錄皇帝及諸侯的言行與記載國家發展年夜事務的，是完整沒有評論與批評的。普通與“右史”“左史”相對應。《禮記·玉藻》記錄說“動則左史書之，言短期包養則右史書之”[2]。這與具有“道義”批評的記言與記事有很年夜的分歧。“道義”批評的“記言”，重要是指史學家對于歷史的態度與評判。具體又年夜致可分兩類，第一類以《年齡》為代表，《年齡》中雖然沒有“孔子曰”，但眾所周知，孔子對于禮崩樂壞下諸侯國君及臣子的評判已經蘊含在他的“年齡筆法”之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記言”；第二類則是史學家在著作中對于歷史的直接評判，如《史記》中的“太史公曰”，《資治通鑒》中的“臣光曰”。本文中的“記事”，則對應普通的記載歷史，不僅包括歷史上發生的事務，天然也包含歷史人物的言行，可以說是包括了上古“右史記言”與“左史記事”軌制下的一切記錄內容的，它屬于錢穆師長教師史觀里的“天然的”批評。
一、記言以明德 記事以明鑒
用錢師長教師“道義的”批評與“天然的”批評的歷史觀來作為記言與記事的區分標準的話，可以發現傳統概念下“記言”的《尚書》與編年“記事”的《年齡》，卻在《年齡》這部經典上，并以《年齡》為分界點，出現了內涵與體裁的轉變。即《年齡》有了“道義的”批評的“記言”特點，而《尚書》作為保存了上古歷史文獻的匯編，具有“天然的”批評意義而屬于“記事”的史書。
《年齡》作為一本編年體史書，其內容主體本是記事的。此類記事的史書，各國都有，《孟子》所謂“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年齡，一也。” [3]但孔包養女人子的《年齡》與此分歧。《孟子》說：“孔子作《年齡》而亂臣賊子懼。”[4] 蘊含了“道義的”批評的功用，因此，記事的《包養條件年齡》依托于編年記事而有了記言的功用。這般一來，從《尚書》純粹的記言實錄，到《年齡》式依托于記事而實現的“道義的”批評的記言，其間，明德教化的意義是主要的分水嶺。
《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且真偽相雜，《尚書》中最為靠得住的是《周書》，錢師長教師認為：《周書》的焦點人物是周公，以周公為主體的西周精力、周公精力，是西周歷史的靈魂。周公所提出的“天命論”、“共主論”，在賦予周王朝政治正統位置的同時，也為君主加上了品德規范。是以，《尚書》中記言的目標，就是為了訓誡君主崇賢尚德，以記事承載記言，以記言昌明德性教化，擔負歌頌君主與教導后繼者的史學功用。
從西周密東周，諸子興盛，《論語》《孟子》《墨子》等都是對于諸子言論的記錄和編輯。這些書，起首合適純粹傳統“記言”的標準，而書中良多內容又都具有強烈的價值引導和訓誡意義，又屬于“道義的”批評的“記言”。從《尚書》那樣純粹的記言，到《年齡》依托記事實現微言年包養ptt夜義品德評判的記言，再到諸子著作中飽含“道義的”批評的記言，先秦“記言”書寫雖然一波三折，卻也可以看出比較清楚的脈絡。《尚書》訓誡皇帝，《年齡》震懾諸侯，諸子則是面向“士”階層的言說，對象分歧，而明德教化的目標始終如一。
從記言的內容看，周公時期是皇帝之言，所謂“替天行道”，由皇帝的意志所決定；到年齡戰國皇帝的綱紀松弛，諸子登場，“百家爭鳴”，出現了孟子“平易近貴君輕”等的思惟言論。再到秦統一中國，實現中心集權社會，像東周那樣“百花齊放”的思惟局勢變得難以實現了。是以，記言也進進了下一階段，即以《史記》為代表，用歷史事實與史家評判二者相結合的方法，來實現“道義”的批評。
想要有正確的歷史批評，起包養情婦首要有正確的歷史記錄，中國史書一貫非常重視秉筆直書，通過秉筆直書的歷史記錄，一方面，對當下政治環境發生一種震懾和穩定的感化。另一方面，比擬于記言的品德教化，記事的“天然的”批評，明顯屬于要事后才發揮效應的所謂“后事之師”，也就是后世所謂歷史的垂鑒，歷史的“明鑒”。
關于《年齡三傳》，朱子有有名的評論：“《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谷》經學，理精而事誤。”[5]普通來說，《左傳》是編年體，基礎沿襲了《年齡》編年“記事”的風格，到漢唐時期治《公》《谷》的經學風行，為清楚釋《年齡》的觀點，經學家們深究微言年夜意，聯系讖緯科學，借後人的文字抒發本身的觀點，發揮空間極年夜，對于文本的解釋甚至遠遠脫離了歷史事務自己，這是“記言”在漢唐時代的變化。這時的記言，明德的功用淡薄了，更像是從現實中找論點，到典籍中找論據，成為服務于政治的包養故事手腕，喪掉了“道義”的批評的功用。是以，漢唐之后，經學一脈與史學一脈便不成防止的分炊了，經學一脈及后世的宋學，都加倍強調重振與發揚記言傳統下的“道義的”批評，史學一脈則在記事中逐漸尋找新的前途。
此外，漢唐及之后的史學家都面臨兩年夜難題，一是政治環境可否允許作者正確的記載歷史，同時作出公平的評論，二是史學家的史學功底與品德水準，可否支撐他真正實現“包養甜心網道義”的批評。這兩年夜難題也都與記事與記言相對應，是以，在史學發展史上，史書的記言與記事絕不是分而二途的，記事多秉直，記言則要發揮，史書天然會承載史家的思惟，只是高超的包養合約史家會因事而言，據實而言，如《史記》司馬遷“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7]，從而達到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7]的史學抱負，進而直接以“太史公曰”發揮史學家之議論包養站長批評的感化。
要之，記言與記事，對應明德與明鑒，相輔相成配合構成了歷史批評的功能。在此意義下，記言與記事也是不成朋分的，史家在二者之中，不斷尋找著適合于時代和適合于本身的均衡，在特定時代的制約和需求下，尋找動態轉換而達到史家的任務。
二、中心集權下的史家抉擇
自秦朝起，中心集權的封建王朝登上歷史舞臺，皇權的極速膨脹下，史官再難所以一個獨立于政治之外的職位。在此情況下，史學家若何通過記言與記事的轉換完成歷史批評，特別是樹立“道義的”評判，就顯得尤為主要。《中國史學名著》就《史記》與《漢書》兩部史學巨著，深刻剖析探討了這個問題。
起首，漢初的司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馬談曾任太史令，著《論六家要旨》討論諸子各家年夜義，是個通學之才。司馬遷繼承父志寫《史記》，是以史家的職責來請求本身的。司馬遷說：“余嘗掌其官，廢明圣大德不載，滅元勳世家賢年夜夫之業不述，墮祖先之言，罪莫年夜焉。”[8]可見，司馬遷在寫《史記》時，雖然因李凌之事遭受宮刑，已不再是太史令，但他依然是以史家的職責與操守來請求本身的。他一方面應用之前積累的史料，能夠盡能夠真實完全地記錄歷史，另一方面，作為“刑余之人”，又得以擺脫政治上的束縛，據實書寫一部平易近間性史書。
錢師長教師在《史記》中、下篇中論司包養網VIP馬遷寫《史記》時，有兩處提到：
“所以，他寫《史記》，乃求勿‘墮祖先所言’，又曰‘無忘吾所包養網心得欲論著’。自從那時起到明天，寫歷史已經莫不以人物為中間。”（P94）
“可見記事、記言不克不及嚴格分別。而記言則就特別重視到人。”(P99)
在錢師長教師看來，《史記》中的紀傳體，自己就承載著記包養軟體言的功用，書中又有“太史公曰”的史家評論，更是直接的“記言”表現。司馬遷實現了記錄歷史與評判歷史的結合。此一史書書寫的方包養網單次式，在中國后來的史學發展中，被承繼發展下來。
班固作《漢書》，雖然也有繼承父志的緣由，甚至為此進獄，但他出獄之后的續寫，卻是在當局的指令之下完成的，所以《漢書》依然應該是一本官修史書。班固平生深陷于東漢的政治斗爭之中，修史任務始終不克不及不受政治原因的影響。范曄在談司馬遷與班固的差別時曾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當然只是二者敘事風格的差別，但他談到班固時又說：“其議論常排逝世節，否正派，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9]這和司馬遷《太史公自序》里的言說構成鮮明對比。《漢書》因此也確實可見長短相混，缺少鮮明品德評價標準的現象。
司馬遷、班固同處于中心集權的岑嶺時期，形成《史記》《漢書》成績和精力境界差異的緣由，顯然在于史家本身的抉擇。這種抉擇是在個人保存與史家職責之間牴觸極重繁重、致命沖突時的權衡選擇。假如不是過分苛責史家寫史都必須置存亡于度外的話，能夠堅守史家任務，盡量發揮史家秉筆直書和道義批評的職包養合約責，就已經是非常難得。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是三國時蜀人，最終在晉朝仕進，晉承魏而來，難免要尊魏。若他的書名寫作《魏書》，則確定有掉偏頗，若不尊魏，又怕難逃殺身之禍。他能夠以《三國志》為題，列魏、蜀、吳三書分別敘述，就已是盡量發揮了作為史學家的能動性，是種折衷的方式。因此，《三國志》的正統性問題向來沒有定論，雖然尊魏之感仍濃，總算是略微緩和了些。
所以，自《史記》之后，若何在中心集權的政治干預下，完成真實的記錄歷史與堅持道義高度的評判歷史相結合的史學書寫，這是史學家都面臨的問題。
“至于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逝世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力則沒有傳下。”（漢書篇，P124)
錢師長教師對于司馬遷、班固、陳壽的評價立場鮮明而依據中肯，標準恰是史家筆下道義批評的高度，歷史精力的存續。為了實現這樣的史家職責或史學任務，史家對于“記言與記事”的處理方法，就成為歷代中國史學家面臨的一個主要抉擇，同時也是后世審視歷史、評判史學家高低的焦點要素。這是包養意思錢師長教師史漢馬班比較言說，給我們的深入啟示。
但是，隨著中心集權軌制的發展，修史任務越來越顯出它的附屬性，導致已經很難由史學家本身的操守來決定史書內容的真實性。記事、記言似乎都難以完整由史學家本身來決定，來完成。于今看來，假如記事不是真實的，那么記言所進行的歷史批評也就掉往了意義。假如記事是真實的，后世學者尚可以根據記事的內容，對書中的記言內容進行辨析。是以，包括在記言中的道義評判，能夠是幾代人的認知原則、品德標準，因記事而記錄下的真實歷史過程，卻是“永恒不變”的。從此角度來看，史學家能夠對歷史進行真實書寫，即重視“天然”的批評，放下“道義”的批評，或也是一種公道的選擇。
清代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之論，似乎把經學和史學混淆了。如前文所言，經學多是垂教訓，重記言的，而史學則是重記錄，重記事的，是以，將經學從頭納進史學所要考慮的范圍，就必定促使史家對于史學，對于記言的從頭認知，事實也正這般。明末學案體的風行，清代錢年夜昕、趙翼、王鳴盛等人著作良多都是考據為主并兼及議論的，這就是在記事的基礎上，又開始重視記言了。雖然乾嘉學派在治經上，除了文字訓詁沒有太多新的創獲，但治史之上，卻是別開生面。
錢師長教師在《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一章中談到：
“明天諸位講史學，也還是空言。諸位研討史學，而絕對與現實政治、交際、國家、社會、平易近生沒有絲毫關系，只是書本上往找資料拼湊，認為那就是史學了。章實齋就要反對這一層。”(P352)
章實齋所反對的，包養心得也恰是錢師長教師同樣反對的。他們反對考據學成為脫離社會現實的學問，剝離了史學經世致用的效能意義，也就剝離了“道義的”批評的效能。這使得史學再次出現記言與記事的分離，而這兩者一旦分離，史學記載便淪為真正的“空言”，史家的自覺與史家的任務，就難以顯現了。通過錢師長教師對于章學誠的評議，可看到他的歷史觀，更可看到他作為史家的任務感。
跟著錢師長教師的講解縱觀中國史學發展的軌跡，可以看到，先秦記事、記言明顯是分途的，由于史官軌制的規定，其在當時發揮的社會功用分歧。漢唐及之后經史分途，年夜致是經學重言，史學重事。《史記》誕生開啟了史家客觀記錄和道義批評相結合之途，在此之后，史家在記言與記事中彷徨回轉，探尋著記事若何據實書寫，記言若何標準嚴明的途徑，而各個時代的史家也都有他們分歧的窘境。在二者的艱難抉擇中，史學總能走出新途。
三、“道義”批評中的鑒與通
王船山評價《資治通鑒》道：“《通鑒》能于《十七史》之外，旁搜纖悉，以序治忽，以別賢奸，以參離合，以通原委，蓋得之百家之支說者為多。”[10]由此來看，《資治通鑒》的內容，多講歷代君臣事跡，以達到資政治，鑒過往的現實後果。司馬光一方面能夠在原有記事的基礎上有所刪增，對史實做進一個步驟訂正，另一方面，司馬光學習了司馬遷“太史公曰”的寫法，在文中增加“臣光曰”的品評，其“序治忽”，“別賢奸”，就是又發揮了史書記言的歷史批評功用。
關于《資治通鑒》在歷史批評功用上的長處，錢師長教師舉了一個例子：五代時期馮道迭做歷代年夜臣，自稱“長樂老”，人人愛崇，到宋朝時期，依然遭到極高的推重。只要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和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給予了批評性的評論，從此，馮道的人品才算有了公允的歷史論定。史書中的人物臧否，長短評論，就是這樣的不容忽視。若史家寫史而無長短判斷標準，若何鑒往資政？是以，在歷史書寫中，對于主要歷史人物、主要歷史事務的權衡標準、長短觀念，就顯得特別主要。非這般，又若何進行“道義的”批評？
錢師長教師在《司馬光資治通鑒》篇中又說：
“現代人往往看不起《通鑒》中的那些‘臣光曰’，所以，我明天也特意要同諸位講一講。我們學歷史的，不僅要能考史，也要能評史。對歷史要能有見解，能批評。”(P251)
這里的“考史”相當于記事，“評史”相當于記言，學習歷史，研討歷史的人，不僅要能夠考證歷史事實，更要善于用“道義”做標準，進行歷史的批評。司馬光能有“臣光曰”而“資治通鑒”，本日學者在考證與評判的基礎上，也能有“某某曰”才是。誠如是，無論古今，都應在記言與記事相結合的史書中，達成“取鑒”與“會通”的史學任務。
錢穆師長教師在他另一本講演集《中國歷史精力》的“晚明諸儒之學術及其精力”一篇中，評價晚明諸老的學術特征：
“諸老學術：第一，當留意其修學與為人之合一。第二，當留意其學術與時代之合一。第三，當留意其傳統與反動之合一。”[11]
這包養網站與錢師長教師在《中國史學名著》中對于史家的評價請求非常接近。修學與為人，是對于史學家德性的請求；學術與時代，請求史學著作要反應時代風貌包養dcard，回應時代需求，史家要有鑒往經世的意識與才能；傳統與反動，則需求用反動來光年夜傳統，在傳統中培養反動，為平易近族發現新盼望，新崇奉。以上三點，是晚明特定的歷史情形所培養的，若以《資治通鑒》中體現的鑒與通來比較，應該說，晚明諸儒在這方面的體察和所達到的境界，加倍深入。記事與記言結合，“明達體用”，“內圣外王”等等尋求，最終都落腳到現實的時代思惟上。學歷史、做學問，也都像是在通中取鑒，在鑒中求通。
“歐陽、司馬為宋代開出新史學，也只是少數人在盡力。我盼今后也有人來盡力，開出新路，讓我們這個史學能對國家平易近族將來有一番年夜貢獻。”（《司馬光資治通鑒》篇，P256）
這是錢師長教師對于現代史學家的確定，也是對后世學者的希冀。我想他先前作《國史年夜綱》時，也必定懷著此番抱負。史事與史評，會通與取鑒，在他的書中兼容并包，相得益彰。所以，整體來看，《資治通鑒》、《新五代史》甚至《國史年夜綱》都有配合的特徵，記事與記言并重，求通與明鑒共存，這是史學家宏道濟時的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操守，匡扶其世的擔當。
小結
《年夜學》講“修齊治平”，《左傳》講“三不朽”，史家治史若能在著重記事之外，實行“修齊治平”之尋求，修習“三不朽”中的立言之道，在記事鑒往的同時，發揮記言明德教化的功用，或恰是中國史包養行情學真正走出疑古時代，走向振興的主要途徑包養感情。正如錢師長教師書中最后一句所言：
“我自負，將來中國史學重光，與我此一年所講，決不至年夜相河漢。”(章實齋《文史通義》，P377)
注釋：
[1]錢穆《包養sd中國史學名著》，“《年齡》”篇，北京：九州出書社，2012年版，第20頁。因本文援用此書原文較多，下文中，僅于引文后標注頁碼，不再單獨注釋。另，本文在錢婉約傳授的指導下完成，特此鳴謝!
[2]王文錦《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包養俱樂部版，第401頁。
[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75頁。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53頁。
[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152頁。
[6]韓兆琦譯注《史記》（第九冊），《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60頁。
[7]司馬遷《報任安書》,參見班固撰、短期包養顏師古注《漢書》卷62《司馬遷傳包養站長》,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8]韓兆琦譯注《史記》（第九冊），《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69頁。
[9]周天游導讀，莊明輝收拾《后漢書譯節》，《班彪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7年版，第192頁。
[10]王夫之《明紀野獲序》, 《船山全書》第15冊包養網站, 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版, 第938頁。
[11]錢穆《中國歷史精力》，“晚明諸儒之學術及其精力”篇，北京：九州出書社，2020年版，第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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